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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艺术经历的几个点
1985年，一个自学成才的老小伙子,从安徽芜湖来到北京，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。他没有去绘画专业进修生的大寝室，而是直接搬入了美术史系的小房间。这个兀自闯入者十分的不受欢迎，五位原住民不约而同地排斥他，直到第二学期才有所缓解。
 这个人就是应天齐，我25年前的室友和同学。当时对他没有太多印象，他总是昼出夜伏，沉默寡言，避免与人交往。
但第二年看劳森伯格展览是个例外，因为大家都激动不已。
应天齐一人去中央工艺美院听了劳森伯格讲座，也忍不住向室友们热情转述。那是一年中寝室里最融洽、最兴奋的一次交谈，记得他情绪高亢，声音宏亮，说起话来很有理思。多年之后，他才告诉我，他还参加过我在中央美院举办的讲座，并记得我讲了“艺术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，而且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”的话。那是学术委员会主任钟涵同意的，我也不知道钟先生为什么要让一位进修生走上学院讲坛。反正进修的同学都认为很荣耀，于是奔走相告，来了不少人捧场。我认为“艺术的客观性必须归结为交际双方的互通性，即相互感觉的可传达性和可证实性”，应天齐很认可这个观点，2004年他和刘骁纯对话时就说道：“我觉得艺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可传递性的东西，艺术本身是需要传递的：如果认定它是需要传递的，我们就要研究它的接受对象。”这似乎成为他介入社会现场，从事戏剧、行为、装置、环境艺术的理论根据。
刚才提到美国艺术家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，对应天齐及其创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，不仅扩展了他对装置、行为等非架上艺术形态的认识，也不仅让他体会到波普观念中的大众化倾向，更为重要的是劳森伯格对艺术与人性间关系的表达，让他深有所悟，受益匪浅。有两句话值得一提：一句是劳森伯格讲座的开场白：“如果全世界的军人都不打仗，为艺术家搬画运画办展览，那该有多好啊”(因其画太大，在各国巡展都用军用飞机运送)。另一句话是展览前言上的结束语：“从前我在艺术学校当学生时，四周的艺术家都在研究及比较事物的相同点及相像点，等我认识到事物的不同点时，我才成为一个会看的艺术家。”④这些话成为应天齐多年来鼓励自己进行艺术探索的信条。同样的经历还有他和徐冰的交往。徐冰对艺术和社会、和文化相互关系的注重，很早就对应天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徐冰对他说：“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下，你现在的做法是往里走，不是往外走的，你是往你的心灵深处走的，这个样走下去会有危险。”而徐冰在1989年《现代艺术展》上展出的作品《析世鉴》，更是让应天齐佩服不已。他还专门写过文章，来反驳我对徐冰作品的不同看法。不过即使现在看来，本人基于民间立场对其学院化倾向的批评仍然有效。徐冰其人，才气横溢但人格双重，既有像《新英文书法》那样的杰作，也有像《凤凰》之类无聊的作品，此处姑勿论。徐冰和应天齐一样受到劳森伯格展览的影响，劳森伯格在他的讲座中说：“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不断的寻找神秘，要练习和学会看，多看才会发现神秘，我编我自己的歌，发现新的神秘，再编新的歌”两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对历史文化的神秘性产生了兴趣。在讨论徐冰艺术那篇文章中我曾写道：“神秘作为一种感觉被创生出来，是不可言状的，有不可穿透的深度感。”这样的说法用来阐释应天齐后来的《西递村》版画创作，其实是很合适的。
 应天齐生在安徽芜湖，安徽的文脉，芜湖的灵气，在他体内皆有灌注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安徽人自信而执拗，应天齐也不例外。他从小习艺，天分自高，但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上大学。文革期间父亲被关进“牛棚”，他的第一次个展就是在“牛棚”土墙屋里挂出的一幅幅小油画。长期的政治压抑，造成了应天齐孤寂内向的心理，在他英俊沉静的外表下，总能见一丝莫名的忧伤。北京进修之前，应天齐在当地已颇有名气，1979年他的水印版画《渔汛》就获得过安徽省青年美展一等奖。但没考上正规美术学院，是应天齐的一块心病。进了中央美院，他也与当时青年人义无反顾的革命心态不太一样，对传统的质疑同时夹带着对学院的崇仰。这一点对应天齐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他的创作不仅非常强调技术性而且非常看重学者化。我这样说无关褒贬，只是想指出其艺术感受与心理倾向的独特性，这是我们分析一个艺术家不可不察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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